能在冬季的北方找到适合高规格足球比赛的天然草坪并不容易，即便是在拥有老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北京：新工体草坪在上个月中超联赛结束后开始养护，“鸟巢”和奥体中心的草坪也各有用处。于是经组委会考察，2023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（以下简称“中青赛”）将最后两个组别的决赛（男子高中年龄段U17组，女子初、高中年龄段U16组），放在刚好符合比赛条件的北京体育大学英东体育场。

12月2日17时，英东体育场，主裁判在即将隐去的余晖中吹响中青赛女子U16组冠亚军决赛终场哨，这是第二届中青赛最后一声哨响——北京U16女足凭借上半场两次角球机会转化成的进球，2∶0战胜山东体彩U16女足（入选中国U17女足的10号刘泽玉与曾入选中国U15女足的11号陈瑞进球），顺理成章赢得第二届中青赛女子U16组冠军。

至此本届中青赛涵盖U8至U19年龄段，其中男足9个年龄段、女足8个年龄段（U8至U12男女共10个年龄段不设全国总决赛，以校园足球赛事形式展开）的赛事全部结束。男足方面，山东鲁能泰山足校获得男子U19组和U15组两项冠军，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队获得U17组冠军，U13组冠军为上海嘉定汇龙。女足方面，北京队获得U16组冠军，上海队拿到U14组冠军，U18组冠军为长春大众卓越队。

第二届中青赛全国总决赛阶段的规模与运营质量，与去年“试水”的第一届中青赛相比均有大幅提升：全国总决赛阶段参赛球队484支，参赛球员10685人，涨幅分别为19.5%和11.4%。毫无疑问的是，第二届中青赛正在向“覆盖面最广、参赛人数最多、竞技水平最高、社会影响力最大”的办赛目标逐步靠近——2022年夏天，首届中青赛艰难起步，全部比赛至今年2月结束，本届赛事3月便已展开（女子U16组第一阶段），至12月2日全部结束，竞赛架构已然稳定。

以市场并不完全开放的女足为例，本届U16组总共38支球队参赛，进入第三阶段的16支球队，基本涵盖全国这一年龄段足球女将“精英阶层”。换句话说，两个周期之内女足联赛甚至国字号球队球员，均将在有中青赛经历的“小玫瑰”当中产生——即便选材范围更广的男足层面，中青赛赛场也是绝大多数小球员迈向职业通道的必经之路。

“我是已经到了职业队的平台，这次回来打中青赛，我希望能帮助队友往上走一走，把我在成年队打比赛的经验告诉他们。”王钰栋不但是浙江U17队的“核心”，还是整个中青赛赛场最具知名度的“球星”，他在男子U17组决赛中的大力轰门为队友创造补射良机，最终浙江队1∶0力克上海申花队捧杯，王钰栋功不可没。而在这场决赛结束之后，王钰栋需要马不停蹄赶往上海向上周开始集训的国奥队报到——成耀东执教的国奥队面临冲击巴黎奥运会的备战任务，今年刚刚17岁的王钰栋被破格招进国奥（U23），足见国奥教练组的信任与期待。

“中青赛搭建了一个最大的赛事平台，我们在这里可以遇到不同类型的对手，打到后面比赛质量很高，对球员们来说锻炼价值非常大。”浙江U17队主教练冯扬说，“王钰栋已经踢过中超联赛和亚冠比赛，这也是俱乐部的长远规划，能力突出的球员提到一线队接受锻炼，再回到中青赛相应年龄段，带动大家共同进步。”

冯扬所说“遇到不同类型对手”，正是中青赛办赛的一项重要宗旨：打通体、教、社会之间壁垒，“三体合一”，无论校园足球队、社会培训机构球队，都可以报名加入中青赛，与职业俱乐部梯队抑或体育局下属“专业队”交手对抗，尽管目前还存在校园球队自觉水平不够导致参赛意愿不强情况，但数据显示，有越来越多的校园球队希望在全国级别的赛事平台上与高手过招——亲自下场感受强队比赛节奏并寻求对抗，这是足球乃至多种体育项目魅力所在。勇敢而非胆怯，亦是基层教练需要向足球小将传达的运动原则。

中青赛赛程表明，U13组校园球队和职业梯队之间差距不大——U13组12强只有山东泰山、浙江、上海嘉定汇龙3支职业俱乐部梯队，其余皆为校园球队和社会青训机构球队（包括业余体校）。而12强赛总共18场比赛，其中平局或1球定胜负的比赛多达10场——真正的差距在U15年龄段拉开，这也正是“12岁退役”的最好例证：小学阶段每天有时间接受两小时足球训练的孩子不在少数，但到中学阶段课业压力成倍增加，通常中学只有相应校队寥寥几十人接受足球系统训练，超过半数在小学阶段培养出足球兴趣的孩子只能牺牲足球时间。

事实上，中青赛的创办与延续，正如一个庞大的调节系统，在搭建全国最大规模青少年足球赛事平台的基础上，一点一滴解决“历史遗留问题”：社会青训机构和校园足球的“双向奔赴”，实现了当下中青赛推动“体教融合”的最大价值。越来越多自身并不具备高水平足球训练能力的校园足球队，与社会青训机构结成“训练搭子”以求共赢。而寻求自身发展的校园足球队，则不断加大投入，努力让学校足球队成为“校园名片”以及师生们的骄傲。